“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共二十大·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新社北京10月1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新社记者 聂芝芯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政治词汇，被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引起海内外关注。
作为一项创举，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现实层面正对世界产生影响，展示了一条通向永续发展的可行之路。
现代化是世界性潮流，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也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100多年前，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方略》，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越来越清晰，现代化建设的进度条越来越快。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全面脱贫、小康梦想成真，创造了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从“现代化的迟到国”转变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时部分”。
“全面小康之后还要现代化”，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行时部分”。最终要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幸福的国家、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在此节点，中共二十大发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员令，并基于一系列实践经验，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阐释。
“现代化”曾被视为“西方的发明”，话语基本为西方所垄断。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认为，“中国正在给人类现代化留下自己的定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则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使世界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由单数变为复数，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理论新谱系”。
回顾历史，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之路，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划等号一度盛行。一些“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反而迷失了自己，陷入发展陷阱。
正如习近平17日在参加中共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
中国基于国情走出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之路，向世界表明“走得对、走得通”，也能“走得稳、走得好”。
王义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自己主场的现代化”，启迪发展中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增强他们“你能够成为你自己，实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信心。
置于世界现代化版图上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指出，现代化不是西方经典模式的单选题，而是世界各国共同探索的开放题。
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当前西方现代化困境也具有观照意义。
中共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与之相对照，西方现代化被认为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在周文看来，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而西方现代化制造了一种冲突感，贫富分化、社会失序等乱象预示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失灵，“西方需要调整观察世界的视角”。
从面向未来的维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进步的价值底色，尤其是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国与国关系和谐，对人类如何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具有破题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从地缘冲突到环境问题，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风险。破坏性、扩张性的现代化老路，已遭到越来越多质疑。人类未来需要新的价值参照。
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可分享、可持续、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契合人类未来。
从文明的高度来看这份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王义桅认为“它不仅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3分pk10地图 |
